《先驅與過客─再說基督教新文化運動》 - 历史
歷史的研究、反思與總結是人類智慧的泉源。正當世界歷史急促邁向第三紀元二十一世紀之際，人類更加需要從過往歷史中採摘智慧，作為現今世局的鑒戒，未來趨勢的指標。歷史的發展一方面是千變萬化，出人意表，充滿了吊詭與反諷；但另一方面，在歷史變局中，過往的成因與現今的變化，總是有跡可循。歷史的延續性與偶發性相互作用，蘊藏無窮的契機，引發無盡的智慧。
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中，西方的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與更正教在內，曾數次與中國文明相遇，產生了許多深遠的思想交流，以及無數可歌可泣的人物傳奇。但縱然經過數世紀以來的努力，基督教始終受著中國文化的頑強阻力，一直被視為異教與洋教，未能在此生根結果。個中原因，固然千絲萬縷，但歷史的研究與反思，却成了最迫切與最重要的第一步，使我們可以深思基督教與中國歷史、文化的關係。
故此在過去數十年間，有不少華人基督徒與學者分別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一些有關西方基督教在華史，中國基督教思想與中國教會史的專著。這些學者中較為人熟悉的有吳利明博士、林榮洪博士、趙天恩博士，以及本書作者林慈信博士。以上四位學者，均於六、七十、八十年代負笈美國，以西方嚴謹的史學訓練，完成了以近代中國與基督教為題的博士論文。
這些學者無獨有偶，分別撰寫了同一範疇的歷史論文，絕非偶然之事。正如上文開宗明義所言，歷史的研究與反思往往成為人類探討問題的基本步驟，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與中國歷史、文化的相遇，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故此若要探討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問題，歷史的調查與研究為不可或缺的一步，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基礎。探討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聯與整合，分別可以從神學、哲學、社會學與其它學科的角度，進行研究。但是歷史的觀照與省思，却提供了基礎性的資據與輪廓，作為其它學科的研究基礎，以及連同其它學科一起的科際對話的引論。所以上述學者的博士論文研究，包括了本書的出版，可以說是為探討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問題，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第二方面，上述學者所探討的範圍，同時是以二十年代起及以降的年代，探討中國基督教在當時社會變遷中的回應與言論。其中吳利明、林榮洪與林慈信博士更是分別集中研究當時最富代表性的中國基督教為首組成的「生命社」。吳利明博士於1970年在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博士論文，主要探討了趙紫宸、吳耀宗以及當時中國教會領袖之一的王明道先生。林榮洪博士於1978年亦於普林斯頓神學院完成的博士論文，則探討了在1920年代非基督教
運動的嚴峻處境中，這些基督教思想家所致力作出的護教回應。本書作者林慈信博士在此的研究進路，是從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時代處境，來透視「生命社」成員作為五四人的焦慮，個別地勾畫出趙紫宸、吳雷川、徐寶謙等人的信仰之路。
為什麼在當代中國教會史，二十年代會如此重要﹖為何「生命社」的成員具有如此歷史性的角色？因著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中國社會與思想面臨了驚天動地的轉變，導致二十年代成為風起雲湧的狂飈年代，不同形式的新思潮與言論，相繼出現，相互傾軋，使當時的中國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思想戰場。故此從思想多元化與特殊性來說，二十年代的中國具有十分獨特的歷史意義；其次，從趙紫宸、吳雷川等人的著作中，我們可發現他們當時所思想與探討的問題，十分廣泛，幾乎可說是涵括了許多現今華人神學的課題，如宗教與文化、本色化與處境化神學、宗教信仰與政治、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等問題。這些昔日所採用的方法與結論，當然未必為現今所有人接納，但這些歷史的回顧，必然有助於我們從事現今的華人神學反省。
故本書的貢獻乃在於其作為一本歷史研究與反省的學術著作，而其探討的對象為二十年代燕京大學「生命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趙紫宸、吳雷川與徐寶謙。本書的獨特之處，乃在於作者嘗試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歷史脈絡，來透視「生命社」成員的思想與信仰掙扎，正如林慈信博士在文中指出，在新文化運動的幾年期間，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享有樂觀的趨向。但這樣的樂觀在1922年受到致命的打擊。中國基督教非但要衛護他們的信仰在思想上的完整，還要證明做基督徒並不阻止他們徹底愛國。他們是中國人，同時又是基督徒。這二種認同在個人意識中交織，到了1920年演化成了一個困難問題。生命社的成立與其所號召的「基督教的新文化」，具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國基督徒中最富有自覺性與最有勸說力的知識分子，對於基督徒和中國人二者合一之道理的探求與倡導。
故此處於「五四」一代的「生命社」成員，他們分享了許多「五四」人的共通思想與關注：嚮往西方的新思潮，致力擺脫傳統的桎梏，滿有救國的熱忱。但這些崇高超越的思想，與每况愈下的中國國情，造成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與深度焦慮。趙紫宸等「生命社」成員自然共有此種深度焦慮，但正如作者林慈信博士指出，他們因為中國人與基督教的雙重身份，造成了更深一層的焦慮，一方面共有「五四」人的憂患意識，另一方面又要作為基督徒來回應非基督教運動的攻擊，為信仰作出辯護。在這種多重壓力的煎熬下，他們似乎無可避免地要在中國歷史中扮演悲劇人物的角色。
基於以上鋪陳分析，作者在書末作出歷史評價時，提出了其獨到的見解，強調在近代中國基督教歷史中的悲劇元素﹕
筆者擬提出一個第三種的看法，即「悲劇論」。二十世紀的中國問題不可勝數，每個問題都不容易解决。二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期望過高。他們想要有一個合理的和愛國的思想體系，結果他們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重要的不是他們在馬克思主義中找到了救國之路，……如果當年中國社會不是發展如此急速的話，中國人民會不會選擇一種別的思想體系呢？
林慈信博士在本書中，宏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脈絡，來審視趙、吳與徐三人的信仰心路歷程，不單從他們的著作中，分析他們的思想發展與轉變，更嘗試探討與反映他們面對時代變局與思想挑戰時的困惑與掙扎，由此突顯了這些作為先驅與過客的歷史人物的主體性，使他們成為有血肉掙扎的真實個體。所以正是因為作者所探用的悲劇觀點，使作者能儘量探討與顯出「生命社」成員所處的困境與掙扎，由此亦成為了本書在中國教會史研究上的獨特貢獻。
本書原為以英文撰寫的學術論文，現由作者委托翻譯出版，以饗廣大中文讀者。本書雖為學術性之著作，但作者之寫作原委與關注，乃是因著其個人之基督教信仰，及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深度關切之情。作者林慈信博士，在從事歷史學者的研究之外，多年來更致力華人教會與中國福音之聖工。深盼此書能為主所使用，造益廣大的讀者與華人信徒。
陳佐人
一九九五年四月
於美國芝加哥
代理經銷：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中，西方的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與更正教在內，曾數次與中國文明相遇，產生了許多深遠的思想交流，以及無數可歌可泣的人物傳奇。但縱然經過數世紀以來的努力，基督教始終受著中國文化的頑強阻力，一直被視為異教與洋教，未能在此生根結果。個中原因，固然千絲萬縷，但歷史的研究與反思，却成了最迫切與最重要的第一步，使我們可以深思基督教與中國歷史、文化的關係。
故此在過去數十年間，有不少華人基督徒與學者分別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一些有關西方基督教在華史，中國基督教思想與中國教會史的專著。這些學者中較為人熟悉的有吳利明博士、林榮洪博士、趙天恩博士，以及本書作者林慈信博士。以上四位學者，均於六、七十、八十年代負笈美國，以西方嚴謹的史學訓練，完成了以近代中國與基督教為題的博士論文。
這些學者無獨有偶，分別撰寫了同一範疇的歷史論文，絕非偶然之事。正如上文開宗明義所言，歷史的研究與反思往往成為人類探討問題的基本步驟，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與中國歷史、文化的相遇，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故此若要探討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問題，歷史的調查與研究為不可或缺的一步，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基礎。探討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聯與整合，分別可以從神學、哲學、社會學與其它學科的角度，進行研究。但是歷史的觀照與省思，却提供了基礎性的資據與輪廓，作為其它學科的研究基礎，以及連同其它學科一起的科際對話的引論。所以上述學者的博士論文研究，包括了本書的出版，可以說是為探討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問題，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第二方面，上述學者所探討的範圍，同時是以二十年代起及以降的年代，探討中國基督教在當時社會變遷中的回應與言論。其中吳利明、林榮洪與林慈信博士更是分別集中研究當時最富代表性的中國基督教為首組成的「生命社」。吳利明博士於1970年在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博士論文，主要探討了趙紫宸、吳耀宗以及當時中國教會領袖之一的王明道先生。林榮洪博士於1978年亦於普林斯頓神學院完成的博士論文，則探討了在1920年代非基督教
運動的嚴峻處境中，這些基督教思想家所致力作出的護教回應。本書作者林慈信博士在此的研究進路，是從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時代處境，來透視「生命社」成員作為五四人的焦慮，個別地勾畫出趙紫宸、吳雷川、徐寶謙等人的信仰之路。
為什麼在當代中國教會史，二十年代會如此重要﹖為何「生命社」的成員具有如此歷史性的角色？因著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中國社會與思想面臨了驚天動地的轉變，導致二十年代成為風起雲湧的狂飈年代，不同形式的新思潮與言論，相繼出現，相互傾軋，使當時的中國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思想戰場。故此從思想多元化與特殊性來說，二十年代的中國具有十分獨特的歷史意義；其次，從趙紫宸、吳雷川等人的著作中，我們可發現他們當時所思想與探討的問題，十分廣泛，幾乎可說是涵括了許多現今華人神學的課題，如宗教與文化、本色化與處境化神學、宗教信仰與政治、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等問題。這些昔日所採用的方法與結論，當然未必為現今所有人接納，但這些歷史的回顧，必然有助於我們從事現今的華人神學反省。
故本書的貢獻乃在於其作為一本歷史研究與反省的學術著作，而其探討的對象為二十年代燕京大學「生命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趙紫宸、吳雷川與徐寶謙。本書的獨特之處，乃在於作者嘗試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歷史脈絡，來透視「生命社」成員的思想與信仰掙扎，正如林慈信博士在文中指出，在新文化運動的幾年期間，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享有樂觀的趨向。但這樣的樂觀在1922年受到致命的打擊。中國基督教非但要衛護他們的信仰在思想上的完整，還要證明做基督徒並不阻止他們徹底愛國。他們是中國人，同時又是基督徒。這二種認同在個人意識中交織，到了1920年演化成了一個困難問題。生命社的成立與其所號召的「基督教的新文化」，具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國基督徒中最富有自覺性與最有勸說力的知識分子，對於基督徒和中國人二者合一之道理的探求與倡導。
故此處於「五四」一代的「生命社」成員，他們分享了許多「五四」人的共通思想與關注：嚮往西方的新思潮，致力擺脫傳統的桎梏，滿有救國的熱忱。但這些崇高超越的思想，與每况愈下的中國國情，造成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與深度焦慮。趙紫宸等「生命社」成員自然共有此種深度焦慮，但正如作者林慈信博士指出，他們因為中國人與基督教的雙重身份，造成了更深一層的焦慮，一方面共有「五四」人的憂患意識，另一方面又要作為基督徒來回應非基督教運動的攻擊，為信仰作出辯護。在這種多重壓力的煎熬下，他們似乎無可避免地要在中國歷史中扮演悲劇人物的角色。
基於以上鋪陳分析，作者在書末作出歷史評價時，提出了其獨到的見解，強調在近代中國基督教歷史中的悲劇元素﹕
筆者擬提出一個第三種的看法，即「悲劇論」。二十世紀的中國問題不可勝數，每個問題都不容易解决。二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期望過高。他們想要有一個合理的和愛國的思想體系，結果他們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重要的不是他們在馬克思主義中找到了救國之路，……如果當年中國社會不是發展如此急速的話，中國人民會不會選擇一種別的思想體系呢？
林慈信博士在本書中，宏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脈絡，來審視趙、吳與徐三人的信仰心路歷程，不單從他們的著作中，分析他們的思想發展與轉變，更嘗試探討與反映他們面對時代變局與思想挑戰時的困惑與掙扎，由此突顯了這些作為先驅與過客的歷史人物的主體性，使他們成為有血肉掙扎的真實個體。所以正是因為作者所探用的悲劇觀點，使作者能儘量探討與顯出「生命社」成員所處的困境與掙扎，由此亦成為了本書在中國教會史研究上的獨特貢獻。
本書原為以英文撰寫的學術論文，現由作者委托翻譯出版，以饗廣大中文讀者。本書雖為學術性之著作，但作者之寫作原委與關注，乃是因著其個人之基督教信仰，及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深度關切之情。作者林慈信博士，在從事歷史學者的研究之外，多年來更致力華人教會與中國福音之聖工。深盼此書能為主所使用，造益廣大的讀者與華人信徒。
陳佐人
一九九五年四月
於美國芝加哥
代理經銷：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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